天凡

实践中，被申请人对自己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提出各种辩解。以对方“有错在先”为由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甚至借机通过暴力的方式控制对方，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之一。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任何理由都不是实施家庭暴力的借口。那种认为家庭暴力“情有可原”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力度，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要坚决予以抵制和打击。当然，像您提到的，如果一方存在出轨等过错的，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要考虑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再比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的规定，如果一方存在与他人同居等重大过错的，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证据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们调研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这大大制约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用的有效发挥。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是，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申请人因无法提供上述证据而没有得到支持。为此，我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家庭暴力的发生特点，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列举了十种证据形式，比较常见的如双方当事人陈述，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妇联组织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等。家庭暴力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时，就可以有意识地留存、收集上述证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向人民法院提交。此外，对证明标准问题，《规定》还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即可，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从而降低了申请人的举证难度。同时《规定》还进一步重申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和制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保护其健康成长，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遭受家庭暴力；另外一种是目睹家庭暴力。两种情形都会使未成年人生活在紧张、恐惧的环境中，其身心健康会受到很大损害，甚至产生“以暴力解决一切”的错误观念，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为预防和制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今年重磅出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公安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其中强调了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体包括细化相关主体强制报告义务，明确未成年人作证可以不出庭，询问未成年人时要提供适宜的场所、采取未成年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问询方式，注重保护其隐私和安全等。《规定》主要解决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作了列举式扩充，明确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二是根据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特点，在证据形式上，将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纳入家庭暴力证据范畴。这样有助于依法准确认定并及时制止家庭暴力行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法律未明文规定禁止，即可以。

需要。

除非遗嘱中明确规定该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否则应归为夫妻共同财产。

有继承权，但如胎儿分娩时为死体的除外。

在其知道受遗赠之日起60日内未作出明确表示的，视为放弃。

如要放弃须以书面方式作出。否则，视为接受继承。

可以。

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在录音录像中记录遗嘱人和见证人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见证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不存在利害关系的，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有效。

为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2015年解释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确定为十万元，这与当时的司法实践情况是相符的。此次《解释》综合考虑立法修改精神和司法实践具体情况以及与洗钱解释的协调等因素，在第五条通过区分定罪量刑标准相对较高的上游犯罪和其他普通侵财上游犯罪，分两款从掩隐次数、特定款物、赃物追缴、损失数额等四个方面明确了“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具体而言，对于上游犯罪为盗窃、诈骗、抢夺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低的普通侵财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十万元；对于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职务侵占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百万元。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规定采用“数额加情节”的双重限定模式，即同时满足数额标准和具备一定情节的，如多次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或者造成赃款赃物无法追回的实害后果的，才能适用升档量刑标准，这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追赃挽损、弥补上游犯罪被害人财产损失。

2015年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为落实反洗钱国际标准，应国际反洗钱组织要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修改司法解释的《决定》，规定“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即数额加情节的综合性入罪规定。为进一步做好反洗钱工作，接轨依法打击洗钱类犯罪的国际标准，《解释》吸收和保留了上述规定。实践中应注意：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

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并不意味着只要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就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我国司法制度区分“行政处罚”和“刑事犯罪”的治理层次，在综合治理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具有特别优势。为确保罪责相当、公平公正，实践中要注重刑事打击与行政处罚的有效衔接，在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同时，为行政处罚留足空间。

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因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刑法》第18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行为人不论是为了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还是为了索取合法债务而绑架他人的，均不能以绑架罪定罪处罚，而应该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不一定。《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2)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3)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职工作期间，用人单位通过支付劳动报酬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权，竞业限制人员基于对用人单位的忠实义务应承担在职竞业限制义务。因此，《解释二》在明确“竞业限制”不应被滥用鲜明导向的同时，也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与竞业限制人员约定的在职竞业限制条款合法有效，用人单位无需为此支付经济补偿。因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会给用人单位带来风险和损失，为保护用人单位的竞争优势，《解释二》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时，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基于实践中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的现状，劳动合同法将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及责任主要赋予了用人单位。但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也确实有非用人单位原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比如，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订立；从事管理工作、负有订立劳动合同职责的劳动者自己不订立。如果不区分用人单位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是否存在过错，一概由用人单位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与当前的用工实际和实质正义要求不符。《解释二》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因不可抗力、劳动者本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及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二倍工资。此规则既符合诚信原则，也有利于衡平保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规定，在劳动合同到期依法自动续延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支付二倍工资。在用人单位用工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再支付二倍工资，但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此外，《解释二》还规定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具体计算方式，即按月计算，不满一个月，按照实际工作日计算 。 

实践中，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原因多样，有的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有的以“社保补贴”的方式将现金发放给劳动者，由劳动者自行购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也有部分劳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劳动者群体参保意愿不强，为在工作期间获得更多的现金性收益，主动不参加社会保险。对于双方因缴纳社会保险费产生的纠纷，《解释二》规定了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裁判规则。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用人单位基于成本控制等考虑与劳动者约定、或者让劳动者单方承诺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没有选择权。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存在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法请求行政机关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办理退休手续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基于《劳务派遣协议》而产生的纠纷属于劳动合同以外的其他类型合同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

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未按规定的工资基数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主张予以补缴的，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告知劳动者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
由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工伤、失业、生育、医疗保险待遇，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或按规定给付相关费用的，应予受理。
用人单位未为农民工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日之前的养老保险费，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应予受理。

公司法施行后，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尚未被废除，存在法律适用的空档期，有必要对公司法与相关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作出说明：

一是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条文与公司法规定原理一致、不存在冲突时，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可以继续适用。例如公司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其他发起人的连带责任，内容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三款关于股东未履行、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三款仍可以适用。

二是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条文与公司法规定内容不一致、存在冲突时，应当适用公司法。

三是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条文表述中援引的旧公司法条文序号应当修改为公司法的条文序号，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14年修正)第四条对“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180日以上连续持股期间”内涵进行解释，由于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条文序号修改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因此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14年修正)第四条时，应当将“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修改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上述说明同样适用于其他尚未修改或者废止的涉及与公司有关内容的司法解释。

《规定》第六条涉及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有关公司清算义务人规定的溯及力问题。本条第一款明确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本条第二款赋予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一定条件下的“有限”溯及力。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清算义务人不同于清算组，清算义务人是在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负责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的主体，清算组则是由清算义务人组成的负责实施具体清算事务的公司机构。旧公司法没有规定清算义务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年修正）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负有清算义务，而公司法未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改变了公司清算义务主体，规定董事是清算义务人，其义务是在公司解散等事由发生之日起15日内组成清算组。公司法对于清算义务人的规定作出了实质性修改，因此，原则上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不具有溯及力。但是距离公司法施行日未满15日，即组成清算组的15日期限届满之日跨越了公司法施行之日的，则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由董事担任公司清算义务人，负责组成清算组。由于处于新旧法交替过程中，董事也被授予一定的期限利益，其法定履职期限可以延后至公司法施行之日重新起算，而不是在解散等事由发生时起算。

此次公司法修订，条文变化很大，仅新增条文就有49个。《规定》曾考虑过把所有具有溯及力新增条文列举出来，但如此安排体例上难以涵盖各种修改类型，也与新增条文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的精神相悖，最终放弃了此种做法，而是坚持问题导向，选择了27个具有典型性的条文予以规定。比如《规定》第四条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事实董事的民事责任）、第一百九十二条（影子董事的民事责任）的溯及力问题作出规定，但对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董事、高管的民事责任）则未作规定，基本考量是：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事实董事、影子董事制度，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控制地位操纵董事或取代董事行使职权损害公司利益是滥用权利的一种方式，造成公司治理的法定主体与实际主体的严重脱节。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风险，无不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操纵公司的现象，《规定》第四条列举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或者指示董事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适用公司法规定不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评价标准，符合空白溯及的原则。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是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规定。有观点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来源于董事对公司的责任，而旧公司法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可以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只是改变了向董事主张权利的主体，并未加重董事责任。相反的观点认为，董事直接向第三人承担责任，事实上加重董事责任，打破其合理预期。司法实践中，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与公司法其他董事责任条款，与公司法第十一条、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的关系，以及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是一般赔偿责任等问题，认识尚不统一，故《规定》暂时不予规定，留待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研究。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中的“当时的法律”包括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时的司法解释”包括法律事实发生时尚未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14年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年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也包括其他司法解释中涉及与公司有关的内容，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等。

需要说明的是，相关司法政策性文件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这些司法政策性文件是在旧公司法框架下，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基本原理、原则总结形成的统一裁判思路、理念和尺度，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以及指导性案例，当事人对纠纷案件的裁判规则已有合理预期，在此情形下公司法不应溯及适用。

此外，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等不属于“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范畴，但根据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等形成的裁判规则，有助于判断公司法相关条文是作了进一步具体规定还是新增规定，系区分细化规定与新增规定溯及力类型的重要参考。同理，部门规章、监管规范一般也不属于“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范畴，但有助于判断公司法相关条文是作了进一步具体规定还是实质性修改，系区分细化规定与实质性修改溯及力类型的考量因素。

《规定》第一条所谓的“法律事实”，是指依法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客观事实，包括行为和事件，前者又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一般来说，就法律行为如合同来说，主要是指订立合同的事实，有时也包括合同履行的事实。

公司法溯及适用的基本场景是，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公司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公司法施行后受理因该法律事实产生的民事纠纷案件，此时是适用公司法还是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如适用公司法的某一规定，则该规定就具有溯及力；反之，则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具有溯及力。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司法施行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包括了正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中审理的案件，但为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不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也就是说，公司法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此即所谓的既判力优于溯及力规则。

除非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合同，否则应认定该合同有效，对法人发生效力。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挂靠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被挂靠人将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驾驶人不存在法定免赔情况，保险正常是可以赔偿的。但如果赔偿金额超过了保险赔偿额度，那么就需要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驾驶人无法履责，车主需要承担补充责任。

先由交强险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险部分补充。商业险在赔偿范围内赔偿仍然不足的部分由事故责任人承担

可以。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可以。发生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就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该协议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

当事人首先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并且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不得出租给他人。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